在我们的新货币理论中，和府货币如何进入经济成了重要问题，和府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从传统宏观经济学中的配角（甚至是可有可无的角色），变成了宏观经济舞台中的主角（甚至是明星），这也呼应了海曼·明斯基（HymanMinsky）的深刻洞见。

后来当其中一些国家（如希腊、捞面劳意大利等）面临金融危机时，它们无法再靠发行本国货币来偿付国家债务（外债），由此导致了欧债危机的爆发。帕特里克·博尔顿、距离黄海洲/文我们两位作者相识于30年前的伦敦经济学院（LSE）。

在微观层面上许多企业和家庭面临债务重压，中国在宏观层面上则可能是长期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基于我们提出的新微观基础，麦当宏观经济学中的最优货币供给问题变成了公司金融中的最优投资问题，麦当由此我们更全面地分析了最优货币供给问题，从中得出了全新的认知，并回答了中国如何在改革开放后的40多年里通过创造性货币供给解决高速发展的融资问题，实现经济繁荣。有意思的是，多远从莫迪利亚尼—米勒定理的框架来观察，多远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在20世纪60年代阐述货币理论时，采用的是莫迪利亚尼—米勒定理的框架，而在70年代与哈耶克论战货币发行是否应该由国家垄断时，又跳出了此框架。

过去30年，和府合约理论、金融理论、金融危机理论等领域都取得了长足发展，我们也有幸参与其中。从货币是国家股权资本的视角看，捞面劳国家发行货币就像企业发行股票。

由上可见，距离一个国家永远需要关注其潜在的投资机会，并以此决定相应的货币供应量。

中国无论是弗里德曼还是哈耶克都没有分析莫迪利亚尼—米勒定理的框架。我们看到，麦当在资本市场上，有些公司通过不断增发股票，其市值和股价不断上升。

货币、多远银行和中央银行更完美地融于一体也是本书的一个特点和贡献。这些努力和经历，和府促使我们完成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探寻货币本质的著作。

从公司资本结构的微观基础出发，捞面劳我们发现了国家资本结构层面的莫迪利亚尼—米勒定理（MM定理，捞面劳1958），即货币理论中的货币数量论（弗里德曼的货币中性论）。与之相类似的是，距离有些国家不断增发货币，其经济增长强劲，价格水平稳定，经济持续繁荣。